张治中，人称“和平将军”，是唯一没有与共产党交过手，也是唯一敢多次直谏毛泽东和蒋介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。他父亲的经历，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国共往事。
我父亲跟国民党以及蒋家的关系非常密切。他是蒋介石最亲近的八大亲信之一，跟蒋的关系特别好。我父亲长期在国民党高层里担任重要角色，参与了很多重大决策。
尽管跟随蒋介石长达20年，父亲却从未参与过任何一次反共的内战，而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建立了深厚的友谊。毛泽东曾说他是“三访延安的好友”，“是一位真心希望和平的人”。
1949年4月，国共之间的谈判失败了，这让南京政府的代表张治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：是返回南方，还是留在北平？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曾短暂地感到高兴，但随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又让他陷入了痛苦之中。
待在北京城里
父亲在北平待了一段时间，那是他难得的闲暇时光。他自己说，有30年没有这样放松过了。在这三个月里，他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，听了北平的大鼓，还看了四大名旦的京剧。
父亲回来后也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，他的思想疙瘩是：
说来说去，我和蒋介石的关系就是这样。他是国民党的老大，我是其中的一员。在别人眼里，我还算是他的心腹和重要人物。
他反对共产党，主张战争，而我总是主张联合共产党，追求和平。4月1日以后，他竟然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，而且一去不回。这难道不是背叛了领袖吗？
从4月到6月，这三个月是他心里最难受的日子。他心里嘀咕着：“我以前是国民党的人，现在倒向共产党这边，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是为了好处才转的呢？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打转，可我怎么都想不出个明白答案。”
我是来谈和的，还是代表团的领头人。既然谈和没成，为啥不回去呢？留在北平干啥？这算什么意思？
父亲曾想过，如果他回到南京，命运会怎样。一些朋友劝张治中，说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可能会加害他。但张治中表示：“我个人没有这种想法……”
直到有一天，发生了某件事情。
国民党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非常生气。1949年6月15日，广州中央社发出了《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》的电讯，后来又发了两个电讯，并对父亲进行了攻击。他说父亲在北平策划和平，被中共唆使离开了北平，下落不明。
为了澄清事实，父亲在6月26日发布了一份《关于当前形势的声明》，明确了自己的政治观点。在这份《声明》中提到——
我在北方的大城市已经住了三个月，从我看到和听到的一切，感到每一方面都显示出一种新的变化和趋势，这预示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了新的希望。这得益于中共多年来的努力，他们深知为人民服务和建设国家的重要性，并且拥有严格的自我批评机制，学习氛围浓厚，做事踏实、刻苦、稳健。
爸爸最终想明白了，这中间他经历了非常艰难的心理斗争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把国民党的理想和它应有的样子，与被反动派长期掌控下的国民党现状分开来看，这样就明白了。”
父亲自问，国民党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党？但实际上它又变成了一个怎样的党呢？他心中憧憬的那个国民党的精神去哪里了？
他希望通过“重振革命精神，推行民主政策”来纠正国民党的错误方向，但最终未能成功。
春节第一天
后来，毛主席经常找我父亲聊天，还希望他能参与政协和政府的工作。
在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次会议上，毛主席当着朱德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面，指着一位名叫父亲的人说：
他和延安的朋友们关系很好，我想请他到政府里工作，大家觉得如何？
还没等别人回答，父亲自己先摇了摇头。
以前我们掌权的时候，现在看来已经结束了，没做好。我也该退出了。
毛主席微笑着说：
过去的一段时间，就像从你发表声明的那一天，已经进入了新的一年。今后，我们还需要从新开始，迎接新的挑战。
周伯伯对我父亲说：“你是不是还在用封建道德？”“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抱有幻想，而不为全中国人民考虑？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？”
我爸爸一提到思想转变，总是常常念叨着这两句话。
1949年9月，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人士和民主党派代表齐聚一堂，共同商讨国家的未来大计。父亲常回忆说，参加新中国工作的后半生，特别是建国初期那段日子，是他最惬意的时光。
父亲后来加入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，之后又参与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、最高国务会议以及国防委员会的工作。
爸爸在开会时总是爱说话，很少保持沉默，完全做到了有什么说什么，从不保留。
1949年6月，毛主席邀请各领域的代表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，我父亲也是受邀者之一。毛主席综合了大家的意见，最初提议将国家名称定为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。
在场的人中，很多人都表示赞同，但唯独父亲表示不同意，他说：
“‘共和’不就已经包含了‘民主’的意思了吗？何必再重复呢？直接叫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就好了。”
毛主席采纳了父亲的建议，我们的国家于是被命名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
1949年9月8日，毛主席见了我父亲，告诉他解放军计划从兰州和青海两个方向进军新疆，并希望父亲能发个电报给新疆的军政领导人，动员他们起义。毛主席还说，根据从新疆得到的信息，只要父亲发这个电报，他们肯定会听从的。
爸爸讲：
我早就这么想了，可是和新疆的联系早就断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联系上他。
毛主席对他说：
“我们在伊宁设立了电台，你可以将电报交给伊宁的邓力群，他会帮你转到迪化。”
父亲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后，马上给伊宁的中共负责人邓力群同志发了电报，让他告诉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，要求他们正式宣布和广州政府脱离关系（当时国民党政府已经节节败退到广州），投向人民民主政府。
爸爸在新疆工作了好多年，对那边的情况非常熟悉。他经过深思熟虑后，写了一份关于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书给毛主席，希望能为此出一份力。
9月10日，父亲给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打电话。第二天，他又单独给陶峙岳打电话，讨论起义的具体问题。
9月21日，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的事给父亲写信。父亲收到信后，第二天就给陶、包发了电报，让他们赶紧联系彭德怀，宣布起义。他还让陶峙岳以父亲的名义给河西的周嘉彬、黄祖勋两位将军发电报，让他们听从陶的命令，和前线的将领联系，表明态度，不要再犹豫不决。
9月25日，陶峙岳发出了起义的命令，26日，包尔汉也宣布了起义，新疆终于迎来了和平解放。
那是在1955年的国庆节，咱们国家举行了授勋仪式。我父亲和陶峙岳将军一起，都戴上了一级解放勋章，那是非常光荣的事情。
在1962年春节来临之前，周恩来邀请了傅作义、张治中和屈武一起讨论关于台湾的工作事宜。这是他们会议后的合影，从左到右分别是张治中、周恩来、傅作义和屈武。
心灵的释放
1949年来到北平后，我们家遇到了一些经济上的难题。父亲曾让一纯和张立钧去傅作义先生家借点钱。
到了那里，傅先生问借多少钱，他们说借250元。傅先生随即让人拿出500银元。
这件事被周恩来很快得知了。一个星期后，他派人送来了一封信。信一开头就表示歉意，接着写道：“不知道你们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，现在拨给你们六千元使用。”
后来，毛主席从马鞍山前往南京视察，一下火车就笑着问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：
你已经还了文白先生的3000元吗？
江渭清笑言：
还没有。
毛主席说过：
“别忘了还钱哦！”
当年，江渭清在湖南进行游击战时，资金十分紧张，曾向父亲求助借款。
1951年，国家启动了治理淮河的大工程，党中央让我的父亲担任了视察团的团长，专门去工地上检查工作和慰问工人。
临出门前，父亲却病倒了。
毛泽东得知父亲病了，就派江青拿着亲笔信回家慰问，关心父亲的病情。
1952年夏天，父亲从西安来到北京，毛泽东到家里来了，和父亲聊了两个小时。父亲说：
咱们国家地域广、人口多，不能只跟苏联做生意和搞贸易，这样不是长远之计。我们应该跟世界各国都开展贸易往来。
毛泽东站起身来，说道：
这股势头压过了对方，看来我们俩的争论可能永远不会结束。
1958年5月，反右派斗争快要结束了，父亲写了一份《自我检查书》，总结了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的功过得失，还附上了1949年冬天写的一篇《六十岁总结》，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。
22日，毛泽东回信表示：
文白先生：
五月三日的信我收到了，还是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。直到今天，我才打开看，一口气读完了《六十岁总结》，感到非常高兴。
我想，这一年多的时光，让你受了不少苦，一个老人家遇到这么大的困难。这种心情，我能体会。找个空闲时候咱们好好聊聊。不过这几天恐怕不行。
祝你一切顺利！也向你的妻子和孩子们问好！
毛泽东，伟大的领袖，中国人民的领袖。
5月22日早上七点
后来父亲问毛主席时：
你提到我们的看法有差距，具体是指哪些方面呢？
毛主席曾经说过：
你在《六十岁回顾》中提到，你对阶级斗争的看法不太清晰，但今年写的《自我反省》里却没有提及，难道你对阶级斗争的理解还没弄明白吗？
1958年9月10日至29日，父亲陪毛泽东去了湖北、安徽、南京、上海和杭州等地。一路上，他写下了4万多字的日记。这一年，父亲和毛泽东的交往和友情应该是最好的时期。
这次参观是毛泽东邀请他父亲参加的，他非常珍视这次机会，每天都认真记录下参观的情况以及与毛泽东的交谈内容。
父亲回来后，写了一篇文章叫《人民热爱毛主席——随毛主席视察散记》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文章详细描述了各地群众对毛主席发自内心、热情洋溢的爱戴，还讲到了毛主席关心群众、热爱群众生活的情况。
父亲说，毛主席那次视察时提到过父亲的世界观问题。他笑着对罗瑞卿部长等人说：
我之前提到他对人生的看法还没理清，但他坚称自己已经想通了。他说从1949年开始他就感到很开心、很满足，但我并不认同，因为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。
我1955年走遍了几个省份，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了半数的户口，才有点高兴。但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，说是要赶快后退，我又不高兴了。到今年（1958年），我看到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，我才真正感到有点高兴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变动
在“反右”运动期间，父亲对这场运动持有不同看法，他曾对党与非党的问题发表过很长的见解。
他对民革中央的“反右”持否定态度，表现得很消极。
父亲的行为让一些人不高兴了，一夜之间，民革大院里到处都是关于邵力子和父亲的大字报。
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此事后，保护了父亲，毛主席还批评了一些人说不要因为胜利而得意忘形。
1966年初夏，我国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，全国一片混乱。学生不上课了，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到处游行的学生……毛主席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。
我那时住在父母家隔壁，只有一墙之隔。
每年夏天，我父母都会去北戴河避暑，而我因为教书有暑假，每年都会跟着去两周或三周。那一年，我还没出发，红卫兵就来我家抄家了。
第一批参与者，比如来自十一学校的几十个人，有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门铃，说是来拆除“四旧”的。
我家住在一幢旧楼里，大儿子正好在家，立刻开了门。他们一拥而入，楼上楼下乱跑。
当时家里只有几张沙发和桌椅，衣柜里还有一些衣物和首饰。他们把东西翻来翻去，然后又重新放回原处，搬到一楼堆在一起。我让他们贴上封条，内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和一台飞利浦牌收音机。
几天后，又有一群红卫兵来到这里，坚持要把之前那批红卫兵封存的东西带走。有个老工人帮他们推车，心里十分不满，不停地摇头。
我恳求他们千万别收走我用来自习和听新闻的打字机和收音机。他们却冷冷地说：“谁还让你教书呢！”那天晚上，我给在北戴河度假的爸妈打了电话，爸爸决定第二天就回来。
第二天，老父亲刚回到家，站在院子里的台阶上，红卫兵就闯进了大门。
红卫兵指着父亲问：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爸爸非常生气：
你要想知道我是谁，你可以去问问毛主席。
红卫兵砸了只花瓶，拿走了父亲的佩剑，还问为什么没挂毛主席像和语录。出门时，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被他们当作武器抢走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红卫兵走了之后，父亲对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说：
“过不了多久，这事儿肯定会被当成笑话。”
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爸爸让人买了毛主席的画像和语录。
余秘书不小心在她爸爸椅子对面挂了一张标语，上面写着：“革命不是简单的事，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写文章，也不是绣花画画，不能那么温和，那么悠闲。革命是激烈的行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猛烈行为。”
父亲看了后很不高兴，他问余秘书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。
余秘书提到这是出自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里的内容。
爸爸问到：
你觉得呢？
余秘书告诉了考察报告的日期、地点和对象。
爸爸听了这话，没说一句话。
一天之后，父亲家的保安都换上了红卫兵的袖章。父亲因为周伯伯的照顾，得到了保护。
那次，红卫兵们得知我丈夫周嘉彬有一辆摩托车，他常用它去上班。
实际上，嘉彬早就把摩托车送给了水利部，但这次红卫兵却来到我家搜查。
这么大的车子，哪里藏得住呢？我家地下室和楼上之间有个小缝隙，红卫兵拿着鞭子逼我钻进去，怎么可能呢？这完全不符合常理嘛，我们都是高中生了！
那时我只能听从，不然就会挨鞭子。
几天后，又出了事。一群红卫兵要住在我们家楼下，我们只好答应了。
往后的生活更加不易，外面的人敲门声音很大，他们却听不到，我们不得不下楼去开。烟味越来越重，我实在受不了了……
一位老朋友夫妇看到这种情况很担心，他们家里有一间空房子，便邀请我们一家搬到水碓子住。我们在那里住了些日子，生活得很安定。
红卫兵多次抄家，我在他们离开后，含泪一张张地从地上捡起了《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》中将近400幅珍贵的历史照片。
一天，我和嘉彬回家的时候，邻居对我说：“你家有人来了。”我看见单元门口停着一辆大吉普车。
到了三楼，发现家门关得紧紧的，敲了好一会儿门，才由保姆来开。原来水利部的人前来检查文件了。
几天后，水利部的人把嘉彬带到部里，说是隔离审查。
这段时间他经常让我给他寄一些零花钱、换洗的衣服、肥皂和牙膏。
那个年代，我的小弟一纯在水利部工作。有一天下大雪，部门前有很多人在卸煤，其中就有他姐夫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嘉彬光着上身，只穿一件棉纱背心，从车上卸煤，身上满是汗水。
1969年我父亲病得很重，母亲就和国务院的一些部门联系上了：
我大儿子在台湾，长婿像大儿子一样。能不能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？如果还有问题，再叫他回去，可以吗？
嘉彬终于回到了家。
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，周伯伯挺身而出保护了父亲。周总理知道后，派解放军来接管，红卫兵就进不来了。
听说周伯伯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讲父亲的功劳。他说：“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，他去过延安三次。在重庆谈判时，他亲自接送毛主席，为保护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很大贡献。”
1966年，周伯伯把父亲送到了解放军总医院，给他改名叫林友文，还不让我们家属去探望，也不允许打电话联系。通过这个机会，他也保护了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。
文化大革命开始时，许多老干部都被边缘化了，父亲对此感到困惑。陈毅同志亲自来劝慰他：“这只是群众运动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然而不久之后，这些老干部一个个都遭遇了不公。
1966年国庆节那天，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遇到了毛泽东。毛泽东问起：“红卫兵到你家去了吗？”
父亲说：“去了。”
毛泽东感到非常意外：
“你不是当权者，也不是党内当权者，他们到你家去干什么？”
听到这话，爸爸心里挺高兴的，他并不是想和所有人作对，而是反对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路线的领导。爸爸回家后还兴致勃勃地跟我们分享毛主席的讲话。
我堂妹张素德后来写了一篇文章，回忆起父亲在“文革”期间与她的一次对话。
父亲见到从南京来北京探望的素德，很高兴，问起外面的情况。素德如实相告。父亲听着听着，脸色越来越不好，眉头深皱。他对名为破“四旧”、实则打砸抢整人的情况感到惊疑，摇摇头说：“若干年后，这将是个大笑话。”
父亲再次询问素德外面有哪些大字报。当他得知除了“打倒刘少奇”之外，还有“打倒朱德、陈毅”这样的大字报出现时，他感叹道：“连开国功臣都不放过啦！”
他还问德叔：“孩子说，不踊跃参与，就不能成为革命分子？”
素德说：“没错，但我们坚决反对打砸抢的行为。无论何时，都要遵守政策，做一个人心诚实的人！”
爸爸点点头，笑着说：“不干就不干，实话实说嘛。”
情况越来越恶化，父亲认识的一批老革命家受到了迫害，有的被关进了特殊的“牛棚”，有的被拉出去游街示众，甚至有人被迫害致死。一些民主党派的成员也受到了牵连。父亲的心情非常沉重，从此变得沉默寡言，每天只是静静地看报纸，一句话也不说。然而，这种压抑的情绪却严重影响了他的健康。
爸爸的离世并不是一下子的事。他一直对那个特殊时期的事情感到困惑和不满，心里总是闷闷不乐。其实他身体一向不错，也没有什么大毛病，就是长期情绪不好，总是觉得浑身不舒服。他平时身体挺硬朗的，没有明显的病，可后来就慢慢起不了床了。妈妈一直日夜照顾他好多年，最后爸爸整个人都软了下去。
1969年4月6日，我父亲离开了人世。他年纪不算太大，只有79岁。
父亲生病时，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。平时，毛主席多次邀请父亲去他家吃家常便饭，有时还请我们全家一起去。
爸爸离世后，当时的统战部门领导建议不举办告别仪式，但周总理坚持要举行。总理表示他会出席，并提议通知张治中的各界老友。
4月9日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为张治中举行了告别仪式。
父亲离世时，我和弟弟一纯在他身边。在生命的最后三年里，父亲每晚都会问下班回家的一纯，文革期间发生了什么事，谁遭到了迫害，谁的家被搜查了。
爸爸对“文革”感到非常困惑和不满。他曾对一纯说，“文革”比军阀混战还要混乱。那时候，没人能管住谁，政府的话也没人听。
听说彭德怀遭到批斗，父亲给毛主席写了封信。听说刘少奇也被批斗，父亲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。
记得父亲在彭德怀遭遇困难时写了一封长信，大约有一万多字，主要是为彭德怀辩护。信中提到彭德怀的生活极其简朴，对自己要求很严格，甚至洗脸水都不舍得倒掉，用来洗脚。彭德怀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，他绝对不会反对您。
我爸爸跟彭德怀的关系特别好。解放前，爸爸就在西北工作，解放后也一直在那边。他对彭德怀非常熟悉。1950年1月，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的时候，彭德怀当了主席，而爸爸则是副主席。
后来在一个小会上，毛主席批评了彭德怀，我父亲就站出来发言。我父亲的朋友的秘书说，父亲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。
这份长信送到了周伯伯那里，周伯伯就让机关事务管理局的高登榜局长来广东找我父亲。当时，我父亲正在广州过冬休养。
高登榜见到我父亲时说，周总理让他转达：“你写的信主席已经收到了，请放心。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事就交给我来处理。”
这件事是周伯伯压下的，实际上是他保护了我父亲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是周总理在保护我父亲，当时不明白为何不把信送给毛泽东。
“如果十位元帅都不在了，主席身边怎么办？”父亲曾经在见到毛泽东时，提出了这个让人深思的问题。
那时，父亲的身体已经不太好。几个元帅被打败后，他在会上说过这句话。我和一纯也听他亲口说过，他还说：“我一定要见毛主席！”
1967年国庆那天，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。那时候，我爸爸特别想见毛主席，可是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于是就让一纯推着轮椅带他去了天安门城楼。见到毛主席后，他开口说道：
“主席啊，你走得太快了，我跟不上了。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，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？”
然后继续说道：
现在被撤职的官员已经超过五%，我有不少老同事也都受到了影响。那些元帅都已经被撤职了，你又该怎么办呢？
说到这里，毛泽东起身了，他本来一直坐着，说到这里，他站了起来。
毛泽东说：“文白兄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可以分辨清楚！”
爸爸也跟着站了起来，因为毛主席起身了，一纯赶紧扶着他站起来。站起来后，爸爸没说话，一纯觉得他看起来心情不太好，沉默不语。他没有说心里的烦恼，但看得出他心里有事。
林彪的影响力日渐增大，名字甚至排到了周总理前面，这让父亲感到非常忧虑，而周伯伯却显得十分平静。父亲既敬佩周伯伯的谦虚态度，又为他的处境感到担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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